自1996年6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之后，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日渐成为教育界的热门话题，中央和一些地方也出台了一系列好措施，加上此前全国已有的80余所高等职业大学奠定的基础，高等职业教育的春天似乎正在到来。但是，当我们尝试着把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热情变成实际行动的时候，这才切实地感受到：高等职业教育每向前迈出一步，都显得异常的艰难。例如，1999年的普高招生中，全国15个省市共安排了10万人的增招指标，用于高等职业教育改革试点，招收高职专业新生，缓解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升学压力。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许多考生对填报高职专业还是觉得受了莫大的委屈。广东省1999年新机制高等职业教育计划录取4600人，第一志愿全省仅有510人填报。该省当年第三批录取时，某校普通专科专业招生300多人，报考考生达1200多人，新机制高职专业招生530人，却只有98人填报志愿。北京市1999年最终录取高职生约3600入，其中后来仅退学、转学的即达500多人。据媒体报道，类似的尴尬情况其它相关省市也有。

　　职业教育招生中的尴尬已经不是新的话题。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中等职业教育早在几年前就已开始遭到社会的冷落。例如，在近几年广州市的初中华业升学考试中，老城区的普通高中入学录取最低分数线亦在600分左右，而一般的职业中学、中专和技工学校只能取到400多分，甚至更低。成绩好的读普通高中，成绩差的、“没有办法”的才去读职中，读了职中的至少不是什么值得庆幸的事，这些几乎成了可怕的社会共识。

　　上述现象提醒我们：职业教育的运行依然面临强大的阻碍，某些社会习惯势力至今还在严重地制约着职业教育的发展，改善高等职业教育的运行环境，依然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阻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几种观念

　　就目前的表现来看，在阻碍高等职业教育运行的诸种因素中，旧的观念是一个主要因素。具体是：

　　重做人轻做事的观念。中国的教育历来重视按照传统的道德伦理规范塑造具有完善人格修养的君子。《礼记·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修己善群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至于学生动手做事的能力的培养，却相对受到了轻视，这就和当代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宗旨构成了矛盾。目前在一些地方出现的职业高中和大学的职业教育专业招生难的事实，即是这种矛盾的反映。

　　重学轻术的观念。儒家重学，追求系统的高深理论，由此造就了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但却轻术，轻具体的技术应用，甚至视术为雕虫小技。无论是古代的学府、书院，还是近代兴起的新式大学，无不以精研学理为宗旨，很少有以应用技术和应用型人才培养为己任的。这对中国古代的技术落后以及今天的工艺水平低下和科研成果低市场转化率均有深刻影响。 重应试轻素质的观念。传统的高等教育既以经义和抽象的理论为内容，教育水平的评价尺度必然是试卷的得分。无论是入学考试还是入学后的学业课程考试，得分的高低均是衡量学生学业成绩优劣的标准。这就和当今所倡导的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以及高职教育所应具有的人才评价标准形成了反差。更何况许多方面的职业素养和技能水平是无法通过传统的考试用卷面得分加以评价的。但是，改变传统的人才评价观念和评价方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一段时间内，高等职业教育将因此而处在或者明知不可取但又不得不向传统评价观念靠拢，或者不得不承受外界对其教育质量不公正评议的两难之中。

　　重学历轻学力的观念。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土壤，衍生了当代极度膨胀的学历主义和文凭主义。在今天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许多技术层次并不太高、专科生即可胜任的职位，动辄非博士、硕士不用，非名牌大学毕业不取。学历往往变异为一个招牌，学力则常常成了被忽视的内容。时下，手持大学专科毕业证书在广州这样的中心城市谋职已经日趋困难。在这样的形势下，职业教育的文凭难免进一步出现贬值。广州等地职业高中遭受冷遇的背景之一是，一些学生的家长甚至以为通过职业教育获得的文凭不算是学历文凭，或者不算是正规的学历文凭。

　　转变职业教育观念要从调整有关政策入手

　　一定的观念产生一定的政策，一定的政策又使相应的观念得到沿袭和巩固，不利于高等职业教育顺利发展的观念正是在相应政策的支持下得以强化的。因此，观念的调整仅靠宣传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要真正转变观念必须调整相关的教育政策，例如：

　　层次定位政策。尽管有学者呼吁不应把高等职业教育看成一个层次，尽管法律和权威人土表态都承认高等职业教育只是一种类型，但迄今为止有关政策似乎依然将高等职业教育乃至整个职业教育看作一个层次，比同级普通教育要低一些的层次。这正是影响社会对高职教育评价，影响一些人士对职业教育感情的重要原因。

　　18世纪开始的机器化大工业生产方式催生了近代职业教育，并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发展动力。随着生产规模、生产方式、产品技术含量以及技术装备水平的变化，近百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沿着手工操作——机械化半机械化——机械化半自动化——自动化半自动化装备的路径，逐步实现了脱胎换骨，职业教育也在企业上述进步的过程中由起初的初等教育发展成为以中、高等教育为骨干的体系。放眼未来，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生产方式愈加更新，产品技术含量和企业装备水平进一步提高，这一切都是不争的事实，职业教育规模、层次、水平的相应攀升也应不容置疑。在今天，为“高职教育并非比普通高教等教育低一个层次”的认识明确提供政策支待，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

　　学生分流政策。现行的学生分流政策比较明显地向着普通教育、而不是向职业教育倾斜。如此倾斜政策又在引导这样一个观念：普通教育优，职业教育劣；普通学校好，职业学校差。首先是表现在初中毕业生分流中，考分高的进普通高中，而且往往在一类、二类、三类普通中学录取完毕之后，剩下的低分考生才被安排依次进入不同的职业高中。同样，在高校招生中，由于高等职业教育很少有本科层次，所以，在前三批的提前录取、重点院校录取、本科院校录取的批次中，一般难以见到高职院校的影子。即便到了专科录取阶段，高职院校和高职专业仍得退后，因为前面还有师范、农林之类的专科院校或专业被安排优先录取，接着还有些部、省属院校要卡在前面，剩到最后的低分考生通常才是职业高校的录取对象。此种政策不变，难以修正已有的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偏见。有些地方试行初中毕业后经五年学程完成高职教育学业的制度，或者实行完成中等职业教育学业两年后入读高职院校的招生制度，都有助于提升职业教育的地位，进而有助于实现对关于高等职业教育的观念加以调整的目的。

　　教师职称政策。现行教师职称评定政策无论在学历条件还是在科研成果的要求上，对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师评定职称都是不利的。既承认普通高教和高等职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在两类不同教育的教师评定职称时却使用同一个标准，这本身就不科学，何况现状是完全用普通高校教师职称评定标准审定职业高校教师的任职资格，这对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师显然有失公正。其导向作用可能会导致高职院校的教师难以形成自身的个性，从而迫使高等职业院校最终还是要放弃自身的特色，模仿普通高校办学。

　　调整高等职业院校教师职称政策的基木思路是进一步下放职称的评聘权力。高等职业院校以地方性为其鲜明的特征，多数院校也均为中心城市所办，所设专业又有较大的灵活性、针对性；目的是要培养当地建设所需要的人才；要办好这样的学校，就必须给地方包括教师职称评聘权在内的必要的权力。否则，这么大的国家，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均执行同一种标准，很难不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换个角度看，下放职称（主要指高级职称）评聘权，也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办好高等职业教育的必然要求。

　　从确保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出发，高职院校必须建立一支实践能力突出的师资队伍。为此，要在政策上为工程师、经济师、会计师、统计试、律师、医生等类人员进入教学岗位以及教师获得上述职称提供支持，进而为建立一支双师型的师资队伍铺平道路。

　　为实现师资队伍建设目标，就必须调整现行的师资水平评价指标；要将评价尺度从过分重视教师的学术理论、考试能力，调整到更加重视高职教师的知识传输能力和知识转化能力上来。近些年来，用若干篇所谓“核心刊物”刊载的论文来评价教师是否具备高级职务任职资格的作法，在许多地方已经演变成教条，并在助长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相形之下，一些很有价值的科学实验、工程设计、产品开发、工艺改进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极富实用价值的研究报告、项目策划、管理建议等，均受到了冷落。一句大大开拓了市场的广告词和一篇“核心”刊物发表的考证之乎者也的论文相比，究竟谁更有价值？不同的选择表面上看受制于不同的政策规定，实际上受制于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方法。体现在高等职业院校教师职称的评聘上，还代表着有关管理层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认识和评价。

　　实施机构设置政策。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并不意味着必须增加高等职业院校。事实上大多数普通高校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条件都优于现有的职业高校。“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类型，而不是一个层次，更不是专指某些学校”，这一观念需要用行之有效的政策加以体现。例如，全国有30多所商业高等院校，均可用于实施高等职业教育。如果仅仅因为他们不隶属于职业高校的管理口径而不须让其发展职业教育，则表明关于高等职业教育的观念仍然在原地踏步。只有政策到位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才能获得良好的运行环境。

    转变职业教育观念必须同时改革现行管理体制

　　教育因其特有的属性和地位，难以市场化。又因其产业属性还有许多独特之处，因而也难以完全产业化。但是却不能因此而忽视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和市场、和产业的密切联系。机器化大生产一方面将职工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大大压缩了社会就业岗位，导致就业的岗位和求职人数之间供求比例的变化，人才劳务市场向着有利于用人一方发生倾斜。在此供求关系面前，市场经济固有的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矛盾开始尖锐起来。在高比例的求职队伍面前，企业开始逐步拒绝交付为获得相应的职业技能本应投入的人力培训成本，改而直接向社会伸手索要符合自身意愿（一经录用就能上岗）的专门化人才。广东省、广州市的经济实力在全国的排位明显靠前，但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的排位却与之不相适应。笔者以为原因之一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外省市的高学历人才源源不断地涌人岭南，对广东本地的育人机能反而形成抑制。这就是现实的例证。政府包不了，企业不积极，职业教育的实施形式就必然要以社会行为（包括时常行为）和求职者个人行为为主，而且此行为还必须建立在主动适应企业需要的基础之上。

　　但是，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下，政府希望学校尽量适应社会的要求办出特色，但却不能满足学校所需的办学条件。学校欲图自我发展，在招生、考试、录取、收费、专业设置、课程内容等方面；又会受到重重约束。久而久之，学校不仅逐渐失去自我发展的能力，甚至失去了自我发展的愿望，从而养成一切依赖于政府的习惯---既一切均要求政府供给，又一切均等待政府来约束。在此背景下，学校不可能办出特色、办出效益。

　　因此，高等职业教育需要探索新的管理体制，例如，在政府的宏观指导下，建立由地方政府、企业、教育专家和捐资者几方组成的校董会，或者是由地方相应的行业协会来依法具体实施办学权。董事会应该有权聘用、解雇学校的主要领导。有权决定专业与课程的设置，有权根据市场需求关系调节收费标准。与此同时，建立起学校的教授会、教代会制度，并使之在学校的重大的决策中切实发挥作用。地方政府除了派员参加董事会外，还可行使对学校办学方向的监督权，并用财政杠杆引导学校的健康发展。我们还深信，高等职业院校并不单纯依赖政府投入的新的投资体制的建立，必将以上述办学体制的改革为基础。